大太监魏忠贤为什么丰功伟绩如此之多-揭秘明朝时期的那些事

2019-07-23 21:39:20 来源: 龙岩信息港

历史上的人物概述一向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当然到了现如今人们评价历史人物都是把人物的历史功绩夸大其词,把一些人物性格妖魔化,戏剧化。就拿明朝的魏忠贤来说,人们常常把他妖魔化,但是魏忠贤的丰功伟绩是不得而知的。大太监魏忠贤为什么丰功伟绩如此之多?为什么网小编为您解答~

魏忠贤,河北沧州肃宁县人,汉族。一般人提起他,总是带着对整个太监阶层的歧视嫌恶,不加思索认定为一个变态反派。先不说历史上的太监本身也是的中国人,且比一般人更坚忍,就是魏忠贤从心理上也算不上真正的太监。他的志趣、胸怀和政绩,不但像十常侍、刘谨、王振这些“同类”不可比,就是梁冀、朱温、严嵩这些同极别权臣也不能望其项背,他是残废版的李世民、朱元璋。

让我们拔开历史迷雾,用事实结合常识,去发现一个真实的魏忠贤吧。魏忠贤举刀自阉是在已娶妻生女的二十二岁。古人早熟,这个年龄已算壮年,这意味着他已在明朝下层社会以正常人身份打滚多年,熟悉这个社会生活方式辉煌与没落的方方面面。

另据史料记载,魏“身形长大、资质丰伟”,在爱美的明朝后期,他的桃花运应该不少。是什么让这样一个青年愤而自宫?除了秉性坚忍刚烈外,也许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有志不能伸,所以选择了这条古往今来英雄中另类的一条路。可以肯定的是,魏二十二岁之前,已积累了指导日后大干一场的想法和策略,和同背景的朱元璋、李自成如出一辙。同时自阉时他的常人心理也已基本成型,这是他超出同时代及前、后时代所有太监同类的原因所在。

魏在自宫后似乎没有马上进宫,又过了十几年不人不鬼的生活后,才终于结缘踏入心目中实施理想、舒展抱负的秘密天堂一一大明皇宫。进宫后他广结人缘,努力工作,直到又差不多二十年后他五十二岁时,结交了皇长孙朱由校,命运之门忽然向他打开了。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是很熟悉了,魏忠贤参与策动宫廷政变扶持朱由校,之后挟天子以今诸侯,组建“魏家党”,铲除异已,短时间内掌握了政权。这时也许二十二岁前的理想抱负又在他的脑海呈现吧,他以天才的组织能力和钢铁意志,着手进行了很多改革,把危机重重的大明帝国通过强力有效的组织控制重新稳定下来,把大批各阶层人士团结到周围,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指挥机制,创造了使人印象深刻的的行政效率。

他也因此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各地官吏士民开始争先恐后递颂德表章,建造“生祠”,在那个没有宣传机制的年代,对他的个人崇拜的热度可以和三百多年后的红时代前后辉映。假如没有红时代,那么他就是空前绝后了。

许多人置疑这是”马屁机制”,我只想问三个“为什么”,一、为什么中国封建时代其他掌权者包括帝王没有这样的待遇?是没人拍马屁吗?还是本人不愿意?二、为什么单凭拍马屁的就马上提拔、不拍的就马上咔嚓这样一个简单逻辑,他一个太监,能把政治玩这么大这么稳?三、为什么袁崇焕这样清高自许且手握兵权的边疆悍吏,也对他这个“阉人”百般尊崇?有说时势所迫假谄媚以保命,那袁对崇侦难道不刁(广东话),以致见杀?有心读史的话,上面三个问题都是不难回答的,很明显,在那个风雨飘摇内忧外困的时代,恐慌中的普通吏民都把希望寄托在魏这个能强力凝聚人心的统治者身上,以致于连天子都忽略了,当是时也,这个曾因欠赌债愤而自阉的人,可说成了大明朝的偶像与。至于后来魏败后的下场,中国人历来墙倒众人推,不值讨论。

综合论之,魏忠贤的功劳可分为三部分。

一、斥退东林党人,根源上消灭党争,从而稳定内政。不明白为什么东林党人光说几句漂亮话就成了历史书中香饽饽,其实就是一堆老迂腐,经济军事一窍不通。他们做官安分时还和当今在办公室泡茶看报当上班的人大致相当,不安分时翻云覆雨,专搞内耗,袁崇焕就是彼人整死的。

二、团结底层,安抚民众。重用了解民情的低级官吏(所谓歌功颂德者),加强保甲联防,还通过修造皇极殿等工程来粉饰太平,活跃士气。东林党人挑动的所谓苏州民变,比后来闯王起事规模大多比后来闯王起事之初规模大多了,但魏凭老到的指挥,数日就扑灭了,而且没波及到任何外省市。魏死后不过数年,闯王和张献忠就烽火燎原了,局势从此不可收拾。

三、任用得人,调拔得当,重用熊廷弼等实干派,罢黜废物袁崇焕,稳定边关,有效抗拒满清。终魏忠贤执政期,满清在边关没有寸进,满酋努尔哈赤更被格毙,魏败后,崇祯重用袁崇焕,边事从此面目全非。

魏忠贤在危亡之秋的明未,骑一匹劣马戏剧性的出现,以过人的天才和勤恳,登上权力并大展身手,成为大汉民族自救的鼓手。正所谓,乱世行重典,他在正确的时候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清朝是我国一个封建王朝,在清代末期很多伟大的革命家开始推行新政,可是在推行中的效果却是不佳,为什么清末新政推行失败?新政推行失败的原因在哪?为什么网为您解答~

周锡瑞先生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革命力量。这也使革命的爆发成为历史的必然。

1905年广西桂林的一个官方集会。主席台横额上有“立宪万岁”四个大字。

辛亥革命爆发至今正好百年,百年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评说越来越多,但评价见仁见智。在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已成为时代精神核心的今天,从大历史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行公正评价和宏观审视,并以此认真而深入地剖析当时的改革与革命,不仅非常必要重要,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辛亥革命评价争论辨析

辛亥革命是政权更替的革命,历史上凡是涉及政权更替,往往更容易见仁见智,有时还十分敏感。近些年来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公开贬低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认为辛亥革命是“改朝换代”,是“假革命”。“革命不如立宪,立宪不如维新,维新不如洋务”。也有人提出“革命是告别不了的”,只要革命的因素存在,就会产生革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想告别革命,从事铁路建设,但他告别不了,所以二次、三次革命,“革命尚未成功”。

辛亥革命尽管有很大局限,也有负面因素和失败之处,但对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一定要充分肯定。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后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会失去民心而迅速垮台,而且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便没有五四运动及以后历史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旗帜”和“伟大”。林伯渠同志回忆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这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杨尚昆同志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以后的一系列历史发展开辟了道路。”也有人提出,辛亥革命为其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改革未必催生革命,改革可以成为革命的替代物

尽管清末新政确实催生了辛亥革命,但我们绝不能狭隘地吸取改革催生革命的历史教训而不敢大胆改革,因为从理论上或当时其它国家的历史上看,改革未必催生革命,改革可以成为革命的替代物。

关于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学术界有很多讨论。有人认为,有的改革本身就是革命,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伟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一场革命,它比辛亥革命流血还多。也有人指出,改革不但无助于政治稳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动荡甚至革命。历史上某些革命往往爆发在改革之后而不是停滞和镇压之后。一个政权实行改革并做出让步,本身就会怂恿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从而很容易像滚雪球似的形成革命运动。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改革分为替代物改革和催化剂改革两种类型,前者会替代革命,往往与农民阶层相联系,后者会催生革命,往往与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相联系。满足中产阶层知识分子要求的计划只能加强其力量与激进主义,不可能减少其革命倾向,所以对付他们的恰当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镇压。政府在物质上给予中产阶层知识分子以好处,会增加他们的怨恨和罪恶感;然而给农民好处会使他们感到满足。无论是通过革命或其他手段完成的土地革命,都可以把农民从革命的边缘争取过来。主张改革者坚持替代论,他们出于这一原因,总是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极端激进分子或“左派异端分子”也坚持替代论,他们出于这一原因反对改革。而“正统革命者”和“顽固保守分子”则都坚持催化论,前者希望以小改革作为根本改革的楔子,后者则反对对现状的任何改革。既得利益者在本能上更愿维持现状,更愿放大改革的催化剂效果,从而更加反对改革。

从20世纪初东方的历史看,改革成为革命催化剂的国家有中国和土耳其,而改革成为革命替代物的国家有印度。当时印度实行了比较成功的宪政改革,其内容主要包括英国在印度实行的参事会改革、1919年印度建立责任政府和自治机构以及1935年印度政府引入了联邦制和省自治等。

清末新政是被动改革

清末新政之所以催生了辛亥革命,主要因为它是被动改革,戊戌维新其实也是被动改革。可以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直接引发了戊戌维新,庚子事变北京的失陷直接引发了清末新政。慈禧太后1901年在离京西逃的路上,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将实行“新政”的上谕。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改革重点是官制、军制、教育、经济、法律等。

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主张建立君权至上的日本和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立宪派开展立宪运动,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革命派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崇尚美国和法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陈天华认为,美国和法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选择。由于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在改革与革命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所以当时便出现了雷颐先生所称的改革与革命紧张地赛跑的局面。也有人提出,1840年以后的清朝实际上一直处于革命与改革的赛跑之中,晚清王朝被动的改革终使可以成为革命替代物的改革变成了革命催化剂的改革,改革催生革命,他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清政府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时并没有确定“预备”年限。立宪派认为,清政府是在搞拖延战术,没有立宪的诚意:“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确立了预备立宪的9年期限,这与立宪派要求在2-3年内开国会有很大差距。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推出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说明所谓立宪只是一个招牌,其实清政府不想放弃任何权力。立宪派失望至极,上书要求“仍请皇上明降谕旨,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以符君主立宪之公例,以餍臣民立宪之希望”,但遭到清政府的严厉压制。

我们说清末新政是被动改革,但也不能过分否定清末新政,不能把清末新政说成是假改革。清末新政对历史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章开沅先生指出,晚清的立宪运动与地方自治是政府主导的,现在看来,做得非常认真。出洋考察大臣的日记与报告要比现在一些官员出国考察的成果高明。回顾历史,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这样走出来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偶然与必然

清政府在推出“皇族内阁”后不久,就宣布将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不少地方展开了保路斗争,其中四川为激烈,清政府逮捕了领导保路的绅商首领,并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立宪派在绝望中宣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认为:“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清政府拒不给立宪派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使立宪派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并终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梁启超说:“在民主专制之下,宪法徒具一纸空文,议会只是尸位素餐。然而,专制政体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别无他途。”“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也有人指出,正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

孙中山认为,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也想通过代价和破坏少些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通过上书李鸿章而极度失望,意识到不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不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孙中山才被迫走上了革命道路。

关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也有人提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的废除使知识精英流落到社会,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他们不必再听命于朝廷,与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正是这种疏离关系与其他因素凑合在一起,爆发了突如其来的辛亥革命。

周锡瑞先生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革命力量。这也使革命的爆发成为历史的必然。

辛亥革命的宏观审视

章开沅先生提出,纪念辛亥革命要看三个“一百年”,即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和未来的一百年。章开沅先生还寄语青年学子:“前面的两个一百年都是前人做的事业,而未来的一百年是我们的事情。当然,主要是你们青年人的事情。”“未来的一百年,世界往何处去?人类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唐德刚先生提出,清末由帝国转为民国的社会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

宏观审视辛亥革命,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上述三个“一百年”、三个“往何处去”和通过“历史三峡”等重大战略问题。我曾经提出,当前许多重大战略问题是属于深层次、高难度、长时段和跨学科的,是需要改革胆识、社会责任、全球眼光、战略信心、政治智慧、创新思维、深刻洞察力和“理论渗透观察”加以解决的。例如,为什么上世纪中国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三次伟大革命迅速带来了政权变化或经济繁荣,而随后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和中国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却步履艰难缓慢?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上出现了急功近利、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弄虚作假、道德滑坡和精神危机,如何才能真正有效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对于这类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不仅要从经济或政治的表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还要从社会、文化或国民性的深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不仅要从科学或技术的低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还要从哲学或信仰的高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不仅要运用和体现我们策略上的小眼光小思考小聪明小目标,还要运用和体现我们战略上的大视野大思路大智慧大理想;不仅需要机不可失和时不再来的紧迫意识,还需要长期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在古代的封建时期,朝代的更替,皇权至上,很多皇室子女的命运不能自己来决定,往往是上位者用来进行利益和物质的交换,大唐宗室之女13岁的金城公主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落到她的头上!为什么金城公主要嫁给比自己小6岁的丈夫?为什么网小编为您解答~

她被选为出嫁给吐蕃王——当时吐蕃赞普的王后,实现“唐蕃和亲”。

如果按照现在的计算方式(周岁),金城公主十足的年龄才12岁,也就是一个孩子,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肩负着继文成公主数十年之后的政治使命,金城公主她能做好吗?

这一天是唐中宗神龙三年或者是景龙元年(唐中宗在这年改了年号),确切的是公元707年5月19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金城公主绝不是唐中宗皇帝的亲生女儿。她的父亲是李守礼,如今有着庸王的爵位,可是,李守礼并不在乎这个在宫中长大的女儿。金城公主感觉叔叔唐中宗则更像自己的父亲,而且唐中宗也确实将她当成女儿来看。金城公主还有另一个很依恋的人,就是同宗的哥哥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对她也是呵护有加,使她对这两个人的信任度远远超过亲生父亲李守礼。

一年前,唐中宗发布诏令,为“七个公主设置官署”,派人负责官署事物,这七个公主中就有她,金城公主虽然不是当今皇上的亲生女儿,她已经享受到了皇上亲生女儿的待遇。

这七位公主中有三位是皇姑:其中太平公主是高宗皇帝和武后亲生女,在676-679年间,吐蕃赞普曾向她求婚,但武后不愿意离开她,让她出家当了道士,躲过去吐蕃和亲。使得这位风情万种的公主直到20岁才出嫁。

长宁公主和安乐公主是中宗皇帝和韦皇后的女儿,正牌的公主。

其他四位公主,包括金城公主在内则“非皇后所生”,但也是唐高宗的嫡孙女(所谓嫡就是正妻所生),可是嫡孙女就有二十多位,李守礼就有三位,而只有她——金城公主得到了这个荣誉和待遇。

可见,中宗皇帝确实疼爱她,不是当侄女看待,是当女儿对待的。

这时,还没有吐蕃和亲的事儿,记得前朝的文成公主、弘化公主都是在被选为和亲对象后才给予公主的封号的,按照惯例已经得到公主封号的宗室女子应该不会被选上的,可是,这次偏偏这个金城公主已经获得了公主的封号,还是被选上了,要前往吐蕃和亲。

在获得公主封爵披戴凤冠霞披的时候,金城公主心里很平静,当时她盼望的就是能够借此机会和父母见面,叙叙别离之情。可是,父母来了,却要行大礼参拜,说话还得客客气气的,弄得金城公主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有很多话要和父亲母亲说,可是四周总是围满着侍女太监,没法说心里话,无可奈何的金城公主眼睁睁地看着父母离开,急的她眼泪掉了下来。就是这眼泪也被宫里传开,是她至亲至孝的“表征”,受到了叔叔的赞赏,但她心里是哭笑不得的。

就在她被选为和亲公主将要去吐蕃做赞普夫人的消息刚一公布的时候,她的父亲李守礼进来了,而且,这次是摒开了左右,单独一个人和女儿见面。

雍王李守礼,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孙子。他的父亲名叫李贤,是唐高宗的第六个儿子,也是武后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李贤于672年被册封为雍王,随后又于675年在他长兄死后被立为皇太子。公元679年,他母亲武则天怀疑他指使人杀死了一个支持她摄政的术士,剥夺了他的所有尊号并贬谪到巴州幽禁起来。即使到了那里,武后还是命令一位将军监视着他。公元684年,在武后即将篡权称帝的时候,这位将军又逼李贤自杀身亡,可怜的李贤刚刚31岁。

所以,金城公主没有见过自己这位正直的文武双全的爷爷。(如果李贤得以即位,唐朝的局面将会更好,肯定的是会好于武则天时代。)

李贤的3个儿子也被幽禁宫中,按时由太监教育教育,稍有不逊,就要杖打。这些太监们是看着武则天的脸色行事的,所以对他们几乎是天天杖打,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这无情的杖打下死去,只有他顽强的活了下来,熬到了唐中宗李显复位的这一天,继承了父亲的爵位。

李守礼经过这样险恶的岁月,获得自由和爵位后性情大变,如果是现在那就是心理疾病。对此史书对李守礼是很有微词的,说他贪财好色,家中妻妾数十个,还要经常在外面眠花宿柳,常常造成财务亏空。有人劝他收敛一些,他竟然说,我是个王爷,难道还愁死后没人埋葬我吗。至于说家教就谈不上了,他有六十多个儿女,女儿几乎个个是荡妇,儿子几乎个个是无赖。

但金城公主却和哥哥姐姐们不一样。唐中宗李显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她从小就生活在皇宫中,受到了良好教育,而且培养出高贵优雅的气质。唐中宗软弱无能,受制于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两个女人不仅野心勃勃想当武则天第二,而且生活糜烂,尤其是安乐公主,可以说是恶贯满盈,别的公主受安乐公主的刺激的引导,也全心全意的穷奢极欲,只有金城公主不为所动,她聪明爱学习,认真仔细的做针线,很讨大家的喜欢,当然唐中宗皇帝对她也是十分满意。

还有一点是她得天独厚的资本,就是她生的端庄美丽,这种美丽初看时似乎没有什么,在众姊妹中并不是鹤立鸡群,但如果仔细端详,是能够深入人心,打动人心的,乃至于自负的安乐公主都说她小小年纪已经长出了大美人坯子的摸样了。

李守礼进宫看望即将远嫁离开的女儿,也是圣命所遣,李守礼看着这个从小长在宫中的女儿此时要远嫁吐蕃也是有些不舍,这是圣上赋予女儿的政治使命,作为亲生父亲只能祝福女儿,李守礼对女儿说:“之所以你会被选为和亲公主,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吐蕃新即位的这个赞普是老赞普和南诏妃子所生,英俊无比,聪明伶俐,从三岁时开始遍选吐蕃王国的女子,竟然没有一个中意的,所以才到大唐来选。没有想到,那位吐蕃使者和曾经在长安住过的老使者见面后,听了老使者介绍和经过将近一年的考察,认为只有女儿你可以配得上他们的新选赞普。另一个原因就是,圣上非常喜欢你,看重你聪明和才气,虽然你还很小,去吐蕃和亲,派你去圣上是放心的”。

听了父亲这些话,金城公主心里还是挺高兴的。李守礼说的这些应该是真的,从后来金城公主能回长安省亲来看,中宗皇帝对她确实喜欢加怜爱,而给了她省亲的特权,别的和亲公主是没享受到这个权利的。按说,文成公主和弘化公主,都有机会省亲,可是她们都没有得到批准。

710年2月21日中宗颁布的婚姻诏令中也直接称金城公主为“朕之少女”,将对金城公主的喜爱用诏令的形式反映了出来。公元709年12月或710年1月,吐蕃派了一个使节团到唐朝迎亲;710年3月2日--6日,中宗皇帝亲排銮驾一直陪送她到达长安西部的始平县。中宗皇帝在这里为金城公主举行了告别宴会。在始平县支起了皇家专用的帐篷,摆上酒席,相互敬酒后,中宗将吐蕃使节叫到面前,泪流满面地啜泣着讲了一段话,大致意思就是:他看到自己的爱女远离而去简直是心肝欲碎。宫廷诗人也奉诏以此为题即席赋诗(《全唐诗》第3-4卷中就记载有20多首当场所作的诗词)。

后来,举行这一壮观的告别仪式的县也被命名为“金城县”,免了一年的赋税,甚至还决定从此之后把洒酒饯别的地方称作“怆别里”。直到这时,金城公主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吐蕃的赞普才7岁,大家都说是自己年纪幼小,可这位丈夫比自己还小6岁,无论什么时代7岁还只是一个孩子啊。

护送和陪同金城公主的唐朝使节是经过几次遴选确定的,是唐皇十六支御林军的指挥之一,左卫大将军杨矩。他们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走过的道路向吐蕃进发,途中经过一个叫做“九曲”的地方,此地位于黄河上游的左岸,在库库诺尔湖(青海湖)和今西宁市的东南方。他们到九曲时候已经是深春时节了,天高云淡,放眼望去,黄河十分壮观美丽,美景尽收眼底,金城公主为此感到心旷神怡,兴奋不已。这些都被吐蕃的迎亲使团和杨矩看在眼里。

迎亲使团顺利到达拉萨,并且按照唐中宗的要求专门为金城公主修建了一所宫殿。不久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可以说吐蕃为此事举国同庆。

陪同金城公主到达吐蕃的唐朝使节杨矩历经了这一切,在出使之后返回国内,他被任命为库库诺尔湖(青海湖)东部地区的鄯州都督。吐蕃人和他熟悉了,也品摸到了他的性情,便以厚礼相赠,随后就以“公主汤沐之所”私人领地的名义要求他上表给唐中宗,割让九曲地给吐蕃。估计年龄尚幼的金城公主对此事也是答应了的。

九曲,那可是一块肥沃的地方,资源丰富,既可以为军队提供粮草,又可以为畜群提供牧场。另外,这里还处于唐朝本土的边陲,进可攻,退可守,从吐蕃方面来说就是上好的门户。吐蕃人以公主名义的的请求被杨矩转奏,而且也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一个是中宗对金城公主确实喜欢,再就是杨矩是军事将领,所以中宗爽快的准奏了。

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吐蕃中的将领欢快的发出:“公主给我们带来了一把开启大唐财富的钥匙!”果然,吐蕃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的入侵从九曲开始也就连绵不断了。这种“赏赐”封地的作法是唐朝后来对吐蕃政策中许多失算行为的始点。

金城公主无意中充当钥匙的作用,和亲开始之初,唐朝不但没有达到休战和平的目的,而是为边境带来了一系列的骚扰和侵犯,送走了为美丽的公主,也为吐蕃提供了开自家门户的钥匙。

总之,当后来朝廷追查损失九曲之地的责任时,杨矩畏罪自杀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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